首页 切身体验了日本军国主义从崛起、猖獗再到衰亡,这位日本评论家是

切身体验了日本军国主义从崛起、猖獗再到衰亡,这位日本评论家是

2019-11-18 16:45:06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37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原标题为“小牛如何发展”。严禁未经许可转载,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调查。

温/周卫

加藤周一

局外人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有句名言:“做你自己,因为别人都做过。”这当然是真的,但话说回来,在这个复杂动荡的时代,做你自己并不容易。这不是因为人们想模仿别人,而是因为他们经常不由自主地受到强大外力的影响。在不安的社会氛围中,许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想通过投身于更大的事业来改变一些事情,在那里他可以完全融入“自我”。用巴枯宁的话说,“我不想做我自己,我想做我们自己。”

这意味着不受时代潮流控制的特立独行者不仅是外星人,还需要知道做外星人的代价,因为它不仅抗拒卷入时代潮流,而且经常被别人误解和攻击。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将他的回忆录命名为《羊之歌》,但他属于羊的自我看起来温和,但不适合人群。乍一看,他并没有激烈地批评现实,但他总是采取一种疏离、观察和分析的态度。他成为著名的批评家绝非偶然,因为这种对象化的观点最初是批评的基本要素。考虑到他出生于1919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他亲身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猖獗和衰落,这是极其宝贵的,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和平最需要的品质。

加藤的《羊之歌》周一上映

他在记忆中也贯穿了这一点:当谈到他的家庭时,他不注意从道德上评判他们,因为这不能解释这个人的行为,他真正关心的是表现和理解他们的个性。即使是全家人都不喜欢的叔叔,也不觉得他的懒惰、冷漠和粗鲁令人反感。相反,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他从不卑躬屈膝,没有卑鄙或粗俗。这使他能够欣赏不同个体作为特殊个体的特征,感受更多,判断更少。

同时,他在一个又小又贵的家庭里长大。他原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的家庭教育也很松散。他不需要像在大家庭里长大的人一样服从集体。这给他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不相容性:无论是对农村社会还是城市人来说,即使他想融入这样的身份,恐怕也很难。正如他所承认的:“我是一个局外人,可能永远过着局外人的生活。”然而,与其他人不同,他不想改变“局外人”的地位。相反,他愿意自愿采取这样的立场,因为在他看来,意识到自己是局外人“并不意味着后悔、后悔或悲伤,它只是迫使你做出决定”。

这种个性在集体主义社会不受欢迎。苏联作家朱顶红(Amaryllic)曾在《强迫西伯利亚》中写道,当他在流放中放牛时,他发现一头牛虽然不淘气,却不时独立离开队伍。“这总是困扰着我。我不知道它一个人在做什么。因此,我理解为什么领导人如此敌视那些不在乎别人强烈反击的个人主义者。”

这几乎是加藤周一的照片,但与其说他是个人主义者,不如说他是自给自足的精神世界。正如他所说,他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小王国里。这个王国的外部是一个我无法理解的世界。”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早熟和孤独,他首先接触了那些文化知识,然后在现实中摸索实践。因为他在坠入爱河之前就知道对爱情的批评,所以他看起来像个小大人:乍一看,他似乎看穿了红尘,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理性判断,但事实上他甚至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从幻灭到梦想

这也是他在回忆中不断反省的一点,这是知识分子特有的坦白:思考先于行动,甚至误认为行动。然而,尽管这似乎是“只说不练”,但也很容易被批评为在动荡的时代逃避现实,只进入想象的世界。然而,没有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精神世界,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保持独立。不仅如此,与普通人的假设相反,它还能让人更加顽强:“我的生活顺序不同于普通人。我先没有梦,然后我逐渐开始幻灭,但我从幻灭开始,然后逐渐有梦的出现。”这种人很难轻易打败,因为幻灭不是他的终点,而是起点。

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更舒服。相反,一个习惯于提问的人不会放手。在战争的混乱中,一方面,他与一直充斥在他面前的“日本会赢”、“大和的灵魂”等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他也反思了自己的反思姿态——他愤世嫉俗地意识到,他的想法并没有带来任何行动,而是“在我和我周围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隔阂”。在东京的街道上,他感到周围的人变得越来越陌生,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游客——这是一种“住在家乡”的疏离感。

恐怕也是这种感觉最终造就了他。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超然的态度,他就不能把日本视为一个对象。1951年在法国留学前夕,作为一名东京人,他在京都的禅寺突然意识到,“离开家乡后,我在京都找到了另一个家乡。”“不是因为我看到了西方的东西,我才意识到日本艺术的价值,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东山山坡上映出的夕阳和干旱地区白沙上落下的雨滴,我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搬到了西方世界。”那一刻,他意识到只有当一个人从熟悉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他才能真正看到他过去忽略的一面,而当他置身其中时,他看不清楚这一面。正如英国作家吉卜林所说:“一个只知道英国的人对英国了解多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能仅仅归因于个人实践。加藤出生于1919年的周一,只赶上大正时代的尾巴,但他的家庭背景高贵,可以说是真正大正教养的产物。大正时期的特殊氛围是,新一代富人的子女依靠父母的积累,能够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文化遗产,最终形成了一群“知识贵族”。与明治时期汉学和儒学仍然很有影响力不同,大政时期的这些文化精英以欧美主义为最基本的内容,其特点是欧洲文化与反抗家庭父权制相结合。

加藤周一没有提到“郑达教”,但他是一个生动的缩影:他从小就对传统文化相当陌生,但他一直渴望去欧洲,从那里回头看看日本。正是在那里,他找到了理解自己文化的独特视角。去欧洲留学对他来说是“他生命中的第二次离开”,但他很快发现,“西方海洋”不再仅仅是一个观察的对象。在进入和离开不同的文化后,他能够更清楚地反思养育他的文化和社会。所谓的“特立独行”不再只是一种姿态,而是独立思考的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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